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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放管服”改革要求结合实务引发的思考

 

2020-01-19 15:14:46      编辑:admin_bl

文/重庆市公证处  肖剑
一、引
日前,我处接受了这样一个继承公证申请:继承人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但申请人只能提供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一张离婚判决书和房屋产权证明,且经过询问得知,被继承人生前的婚姻情况及亲属关系都较为复杂。据申请人称,被继承人生前有一个非婚生女儿,该女现已注销内地户籍,迁往香港居住,在内地生活期间无工作单位,其生母下落不明;被继承人先后与A、B、C有过婚姻关系;被继承人与A婚姻关系期间,育有一女后协议离婚;与B 婚姻期间未生育子女,且被继承人和B 均系再婚,后被继承人与B经判决离婚;后被继承人又与C再婚,C再婚时已育有三子,其中两人成年,一人未成年。但此次婚姻是因为C想要从外地转回重庆户口,双方并没有一起生活。申请人还称,该房屋是其父亲即被继承人一人所有,与C结婚时已经修建完毕。
二、做
毋庸讳言,在当事人情况复杂、提交的证据如此单薄且调查难度大的情况下,按照《公证法》法定可以拒绝受理的条件之中“法律依据不充分、难以核实相关事实的”的相关要求,在传统办证思维模式下,大多数公证员都会直接要求当事人自己补充证据材料或因证据材料提交不足而拒绝受理。但是,随着公证“放管服”改革的贯彻落实,随着新时代公证工作的发展变化,承办公证员在厘清基础事实的前提下,选择受理了该案件,并在受理时告知申请人,若调查情况与事实相违背,则终止该案件的办理。随后,在当事人的配合下承办公证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取证、补充证据工作。
(一)针对被继承人非婚生女问题的核实。一是当事人陈述,该女到公证处向承办公证员陈述了相关情况,称其生父(即被继承人)、生母在恋爱期间生育了自己,双方分手后便再无联系,自己从小随其生父长大。二是户口本登记记录,虽然该女已注销内地户籍,但公证员调查了该女转为香港户籍之前的户口登记记录,据记录记载,该女注销内地户口之前与被继承人系同一户口,且户口登记关系为父女。三是调查走访,公证人员实地走访了被继承人生前居住地:重庆市南岸区某街道某村,基于被继承人居住在村镇的特点,公证人员集中走访了该村的几户村民,对该女和被继承人之间的父女关系进行了确认。四是其它佐证,公证员要求申请人提交了被继承人墓碑照片(上面写有该非婚生女的名字)及全家福照片。
(二)针对婚姻情况不明的问题。一是到相关部门调查核实被继承人婚姻登记情况,经核实,此人结婚登记记录确为三次,虽当事人及有关利害关系人均称被继承人与C之间是为了转户口而“假结婚”,但公证员通过调查相关人员,被继承人与C之间的婚姻关系已经形成。二是调查走访,根据该村村民证言,被继承人与A恋爱期间对外并未以夫妻关系同居,所以并未形成事实婚姻;且被调查村民均不知被继承人与C之间有过婚姻关系,从未见过两人共同居住,C的子女也从未跟随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三是当事人陈述,据C与C的三个子女陈述,C与被继承人结婚就是为了迁回重庆户口,且从未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经济上也无往来。四是村委会系统内查询婚姻档案。据该系统显示,被继承人因办理社保,曾向村委会提交与C之间的结婚证件。
(三)房屋权属问题。由于该房屋地处村镇,该房屋在被继承人与B和C的两段婚姻关系期间陆续修建、拓建。被继承人与A之女称该房屋在被继承人与B结婚前已基本修建完成,但B称该房屋是在两人婚后陆续修建,自己也参与了出资修建。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定,一是根据房屋权属登记证书上的日期,该房屋所有权证书颁发日期为2007年,此时被继承人与B处于婚姻关系期间。二是离婚协议书与离婚判决书,被继承人与A离婚时的离婚协议书中明确该房屋归男方所有;被继承人与B的离婚判决书中明确该房屋为被继承人与B的婚后共同财产,但并未进行明确分割。
此次案件办理历时一个月,其中,我处调查人员前往各个行政机构调查婚姻、个人档案共计四次;前往被继承人居住地走访调查当地居民共计四人;前往当地村委会调查一次;申请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笔录形成共计七份。该案在公证人员和当事人的配合下已顺利结案,经过公证办理,被继承人的两个女儿继承了该房屋,B、C分别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公证,目前当事人已拿到公证书。当事人称,该公证书不仅解决了继承房屋的问题,也解决了困扰相关人员多年的亲属关系证明问题,当事人均对此次公证的办理表示满意。
三、思
随着公证“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公证法律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通过上述案件,作为一名公证员,笔者认为公证人应顺应时代发展,推动公证工作由单纯证明模式向综合服务模式转变,由被动服务方式向主动服务方式转变,由传统服务手段向信息化服务手段转变。新形势下的公证工作如何开展,笔者不禁提出了以下思考:
(一)当事人提交材料应达到哪种程度才符合受理标准?
根据《公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证明材料。该条说明当事人向公证处提交证明材料是其法定义务,且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充足才能达到受理条件,否则公证处无权受理。但是什么程度才是“充足”?该问题正是切中“放管服”改革要求的内容之一,“放管服”要求公证机构出具“公证事项证明清单制度”,清单制度要回答的即是当事人在办理某一类型的公证时应该提交哪些材料这一问题。但结合目前各省市出台的“公证事项证明清单制度”来看,多为对定式公证事项的清单规定,针对继承类这种非定式公证类型需要的材料要求怕不足以列单的形式一以概之,特别是涉及到上述情况复杂的继承类案件,更不是一张清单可以说清道明的。
那是不是就没有标准化的可能性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列括:一是基础事实,例如死亡证明;二是基础关系,例如婚姻证明材料、户口簿等;三是财产权属证明,例如房产证。针对普通案件情况上述材料的提交已经达到受理标准,但如若涉及到如上述案件存在特殊情况的时候,公证人员可以在受理的前提下告知当事人需要核实的有关事实,并告知其终止受理的有关要求。
(二)公证办理是否止步于核实证据?
根据《公证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对其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至此,公证机构的“调查权”由“核实权”取代。笔者认为,之所以有此,是因为“核实”一词更能强调当事人提交证据的义务,也更能弱化公证机构的机构性质。虽然公证处没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公证人员仅止步于对当事人提交材料的核实,在提倡“服务型”公证的当前环境下,公证办理举步维艰。
公证员的核实义务,在程序上来讲,不仅应后置于材料提交,还应以合理存疑的基础贯穿整个案件;在对象上来讲,不仅应针对当事人提交的已有证据,还应在证据存疑或不连贯的情况下以取证的方式积极核实。或有人认为这是对“核实”一词的扩大理解,但是公证实践中,不失为一种完善证据链的有效方式。
(三)在服务民生、减少纠纷的公证职责框架下,公证证据的认定标准是否允许自由心证?
公证的作用是“预防和减少纠纷”,公证员证据采信标准是“直接、客观、真实”,但是在某些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情况及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从而造成的特殊问题面前,若公证员只讲究客观真实,而忽略了证据提交的困难性,可能很多案件根本无从下手,当事人也只能走法院途径解决纠纷,这就与公证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被继承人的父母在解放前就去世,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及人事填报制度,是不是就不能通过年龄推算、证人反向证明等非直接、客观的标准办理案件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这类情况下,公证员完全可以根据生活常识、知识结构、个人经验对某些难以提交证明材料而又显著可知的事情进行推断,允许公证员进行自由心证,从而打破案件瓶颈。如果公证员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对当事人表示拒绝办理,也不利于公证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维持。
 
 
(原创,转载需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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